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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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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的有点多,能不能帮我删点次要的,我要考试写不那么,顶多也就300字,谢谢啦 ...

五四前后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 (一)近代以来,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封建主义宣告破产,资产阶级探索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寻找科学的思想武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的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使先进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所怀疑和保留。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

尤其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强大

的力量,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予中国先进分极大的启示:(1)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道路。(2)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3)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推动。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拓了道路,创造了思想条件。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五)在各种新思潮的比较和竞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各种学说和救国方案,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慎重的选择,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第一,经过比较,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不能救中国,从而转向了社会主义。第二,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代替空想社会主义。第三,经过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三次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六)中国先进分子的积极传播实践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走上马克思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的必然结果。

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斗争实践——中国选择马克 思 主 义是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的努力先后失败.
  (2)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结果;三次大论战,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地位.
  (3)阶级基础——五四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4)外来影响——“一战”的影响:“一战”充分暴 露了资 本主义 制度的内在矛盾,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怀疑.俄国十 月革命的推 动:十月革命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

结合历史事实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追求的失败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是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没有支撑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阶级基础。

第二,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浪潮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巨大弊病。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此时也不再有吸引力了。而十月革命后国际社会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欣欣向荣与经历一战浩劫的欧洲的凋零颓败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中国先进分子在学习、实践与论争中反复比较推求,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9 年6 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 日,胡适在第31 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李大钊此文刊出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 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其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 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曾经尝试过各种思想指导,然而没有一个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之时,与此并存的也有许多主义和学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其中有些“主义”还沸沸扬扬,颇有影响。但结果,大部分主义和思潮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惟独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逐步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对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曾经多次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以为只有它才能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中国人的多次奋斗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的面目就开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奋斗目标、方针、政策和方法,最终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历史已经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彻底破产,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我们党8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团结,革命就胜利,社会就发展;什么时候动摇或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就有分裂的危险,革命就遭受挫折,社会就将倒退。

中国先进分子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什么时期后: 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到五四运动时期已经开始大量宣传了,比较代表性的人物是北方的李大钊、南方的陈独秀,当然他们因为组建共产党而知名,不知名的搞了大量马列主义思想传播、文献翻译的还有很多人,比如陈望道,他就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人、也是最著名的人是毛泽东主席,他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融合,对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的战略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在他的著作中充分体现出来,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充分体现并获得了成功,解放了中国劳动人民。大家可以通过学习《毛选》里的文章来充分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要加深理解和运用来分析社会,才能掌握真理。其中阶级分析法是分析社会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   1.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史,在苦难的日子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救国之路,那么,为什么最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呢?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
  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触动封建统治根基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救中国。
  最后能够在苦难和黑暗中拯救中国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了,最终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和历史必然的结果 。

  2.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但百川归海,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比较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探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我们今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迅速地扎根,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与桥梁作用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之所以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近代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最终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的实践需要,更是当时国内外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弊端进行反思的正确抉择。

  3.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了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中国共产党靠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最终却没能被西方的无产阶级所接受。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大展拳脚呢?

  1.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必须拔除;

  中国社会封建历史过长,中国人思想里的封建意识太牢固,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就开始寻求中国新的出路,进行了多次革命,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除封建,不但要根除封建的社会形态,还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意识。当时的中国必须要有彻底的革命,那些没能甚至不敢触碰封建根基的改良运动、旧式农民起义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必将继续寻求新的革命为中国来寻找出路。

  2.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上述提到的改良运动与农民起义就是在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二十几年,其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旧没有改变。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与矛盾。因此,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是与当时全局的客观形式、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十月革命促使了一部分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产生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曾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联系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特性把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革命中去。

  4.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推动;

  五四运动前,还有很多先进分子并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给予肯定,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同时,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5.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历史上的革命家为中国选择的一条明智正确之路。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洒下了无数革命先驱的血泪,如今看来,那场革命已取得了完美胜利。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还有很长,带着祖先们的血泪我们新一代必将走得更远,也必须走得更远……

  4.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于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便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九州大地生根发芽儿。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救国思潮可谓风云际会,各领风骚。然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俄国人的胜利让中国人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尽管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带有工具的色彩,仅仅是各种救国方案中一个而已。

  其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双重超越”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对落后的实际,变法,无论大变还是小变,成了中国人的主旋律。当时,中国可参考的模式只有欧美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着许多弊病,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完成“双重超越”,才能赶上世界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这样一个命题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同,即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文化则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受到了内在的挑战。反思的结果就是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不分”的转变,克尔凯克尔、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为人的自我实现找到了科学的道路。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所以,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特色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也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在革命年代,假如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就没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在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风俗习惯等,才有存在并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自己,以求得枯木开花。

  其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方位,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现在一部分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本土文化当成沉睡的过去,或者干脆标上“封建主义”的标签而永不叙用。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体的,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并不具备目的的意义。 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有意制造阶级对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立,实现阶级之上的和平共处。 遍观我国当下的实际,阶级斗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也成为过去。因此,只有摒弃斗争思维,立足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全面与本土文化接轨,才是“双赢”的出路。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本土文化。抛弃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也终将不可能实现。至于二者孰主孰副,我们大可把视野放的长远一些,让历史和人民来决定。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既有多方面的国内条件,又有多种有利的国际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然而,这些因素中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以外,内因是第一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传入之初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它作为科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信仰却是在五四时期,并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广泛传播呢?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加深了解五四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仅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有其深刻的内因,从而加深理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从不同方面作过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一论述。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五四时期,随着社会的演进,中国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种因素。

其一,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料表明, 1894年,中国约有产业工人10万人;此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 1915-192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在华企业的增加,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已有约200万人,〔1〕日本人推测“有二百———二百五十万左右”。〔2〕虽然中国的产业工人总数还不多,且有一定数量的女工和童工(缺乏统计数字,据有关资料估计不会超过50万人)。〔3〕但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其独特的优点:第一,因受三重压迫,特别能战斗。邓中夏曾指出:中国“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4〕第二,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及一些行业,便于组织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此外,中国还有1000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5〕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就开始了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或积极参加爱国斗争,辛亥革命前40年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达105次〔6〕; 1912年到1919年五四前更达130多次。〔7〕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上海有“六七万”工人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唐山铁路工人进行了抗议示威;南京、厦门、威海卫、济南、九江等地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天津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在酝酿罢工。这些斗争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正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形成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工人运动的理论总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接受它,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它和运用它。因此,无产阶级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壮大发展,就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其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中国封建主义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武器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指出:“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8〕“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9〕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数。〔10〕孔夫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象”。〔11〕号召国人要“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清除封建思想观念。〔12〕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科学、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一切客观事物,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13〕疾呼“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主义,砸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藩篱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便排空而入,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的景象。虽然开始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的新思潮、新学说的一种,但其真理的光芒很快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发现,吸引了他们,进而为他们所信仰所传播。

其三,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武器的指导,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直至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最终破灭了,在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统治下,国家更加纷乱、民生更加痛苦。孙中山当年曾愤懑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15〕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压迫、军阀专横、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形势,从而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恽代英在《力行救国论》中说:“谓国家不须救,非冥顽不灵者,必不道此语也。谓国家不应救,非丧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论也。”〔16〕要救国救民就要有科学的理论武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起初他们或是相信无政府主义,或是信仰新村主义,或是寄望合作主义,最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救国良方。正如蔡和森所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7〕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加速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立即将它付诸实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18〕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也有利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古代中国人就有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描绘。后人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古代农民起义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近代太平天国设计了“四有二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方案;康有为的《大同书》勾画了一个去“九界”废除私有财产、消灭

阶级、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会的蓝图。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仅是对上古社会理想化的追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不能提出科学的依据,更不能找到实现的主体力量。因此,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相似之处。所以受到传统文化薰陶的中国人往往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相提并论。如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19〕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20〕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为“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亲切的认同感。这就使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21〕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除了国内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即有利的“世界大气候”。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曾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概括地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为中国先进分子指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树立了仿效榜样。俄国十月革命后,虽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封锁消息,或是诬蔑俄国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杀人如麻”,把革命后的俄国说得漆黑一团。但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中国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渠道逐渐知道十月革命的真相。1918年11月李大钊就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2〕。五四前夕,陈独秀认为“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3〕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十月革命将“普及于世界”。在了解十月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到了三个认识:一是认识到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他们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二是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俄国革命是“群众运动”,是“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十月革命成功,有“党”作为“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组织“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联合世界各国革命组织。三是认为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中国革命应仿效俄国革命才能成功。指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中国的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俄罗斯是一个工业落后之农业国”,“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更甚,“失业”更多,“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虽然这些认识在某些方面不很准确,但重要的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因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仿效俄国革命。

第二,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把“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工厂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苏俄政府实行的反对霸权主义,持弱小民族的对外政策也给中国人民以深刻印象。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旧俄国政府与中国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在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建议两国建立平等关系,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宣言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是告诫国人不要再受人欺骗恫吓,相信苏俄,接近苏俄。《上海救国日报》说:“不要怀疑他们政府未经人承认,国际的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也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二是赞扬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人类从未有之公道平等之举。《上海星期评论》说,苏俄政府的通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中华实业协会说:此举“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三是主张自主自强,与苏俄人民携手实现美好的未来。上海学生联合会提出: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真的不负俄人,抑且不负自己哩?”中华劳动公会表示愿与“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定她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的制度、最好的政府,从而吸引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其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使他们把眼光投向苏俄,投向马克思主义。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失去“魅力”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它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李大钊曾引征日本人的话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连对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极为神往的梁启超,在旅欧中看到战后西欧一片残破时,也认为资本主义文明需要东方文明调剂。二是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世界性的罢工风潮日盛一日,这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陈独秀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有”,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危机,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恽代英说:“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三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争权夺利,以强凌弱,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丑恶面目。最初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寄于厚望,普遍认为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山东等权益,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相信公理会战胜强权,弱国小国可以出头。并天真地认为国际联盟成立,则“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但最后中国人民看到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和会,不仅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甚至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如毛泽东所说:“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先进分子眼中的暗淡,更显出苏俄新的社会制度的耀眼光芒,吸引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其三,世界工人运动的澎湃,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鼓舞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此伏彼起,“多至不可胜计”。如英国在战后4年间“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1919年美国工人罢工达3600多次,参加工人400万。翌年五一节由法国铁路工人开始的一次大罢工就有150万人参加。对此曾身历其境的梁启超说:“我留欧一年,这罢工风潮,看见的听见的每月总有几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英国铁路罢工,……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在世界工人运动高潮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兴起,继俄国十月革命,芬兰、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国都先后爆发了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体验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的兴起发展:“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劳工运动发达,———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了。”“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连梁启超也说:“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毫无疑问,蓬勃的世界工人运动,汹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是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纷纷为其科学性所折服。蔡和森说:“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这真是思想史上的一桩大喜事。”李大钊认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杨匏安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符合客观实际“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

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发动工农,开展革命斗争。从1920年开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革命实践。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革命分子深入人力车工人中调查工人生活状况,邓中夏、张国焘等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年底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武汉的革命分子首先深入人力车工人中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领导罢工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党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毛泽东、李立三等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王尽美、邓恩铬等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开展工人运动。李振瀛,韩麟符等在天津等地工人中活动。邓培、梁鹏万在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阮啸仙、刘尔崧等深入广州各行业工人中宣传组织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 1922年初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各地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工人达30万以上。同时,沈定一等在浙江省萧山衙前、彭湃在广东海丰、刘东轩和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将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是中国现代工农运动的开始,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反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学说,尽管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为许多人所“青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团体,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信仰新村主义和合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成立“工读互助团”进行实验。但这些活动不是很快失败就是慢慢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些学说构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就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分不开。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使革命运动逐步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由上述可见,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中国国内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种条件,十月革命和其他有利的国际因素又予以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它付诸不懈的宣传、实践中。这样马克思主义遂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花结果。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的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他国际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些因素是第二位的,它们要通过中国国内的条件才能起作用。问题很简单,十月革命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所影响的是全世界,并不仅仅是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却能得到广泛传播,显然主要是根植于中国国内条件的。谓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被俄人移植而来”的说法是不值一驳的。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主流: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产生的深远影响,已众所周知,勿须赘述。然而,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所认识接受,又是怎样在纷繁庞杂的新思潮中成为主流的,这确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是一帆风顺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实践中认识、比较中鉴别、斗争中确立的发展过程。

每当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强大思想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前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达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打破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沉闷空气,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宣传和研究新思想的热潮。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又难免沉渣泛起,泥沙俱下。即使是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期刊和著名社团,也并不都是信仰一种主义,宣传一种思想,往往是多种观点和学说并存。这就造成“五四”时期的思想战线,既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又反映了新旧交替、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在新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报刊上就陆续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当时译成麦喀士、马客偲),有的是粗浅的客观介绍,有的则是当作异端邪说加以批驳。这些都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以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新青年》第6卷第5号)。在此前后,《每周评论》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重点章节,并在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北京《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新青年》等一些进步报刊也陆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部分著作或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
当时,比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早、影响更广泛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二十世纪初就从欧洲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李石曾等曾建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出版报刊和小册子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也起过积极作用。“五四”时期,随着新思潮的出现和社会改造呼声的高涨,无政府主义也迅速流传,先后出版了七十多种书刊,又新成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并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中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甚至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也或多或少接受过无政府主义观点。
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五四”时期,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和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脱离现实的社会改造主张。工读主义就是当时盛行的一种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曾经成立了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希图实现把劳心与劳力、教育与职业、学习与生计相统一的理想。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新村运动。一些不满现实又无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青年,渴望脱离现实社会,另找一块小天地,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互助的“世外桃源”。虽然这些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市场。
美国学者杜威、英国学者罗素来华宣扬的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杜威是应中国一些教育团体的联合邀请于五四运动前夕来华讲学的,原计划只停留几个月,因为他对中国有了“好感”,一直延续到1921年7月才离华。杜威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先后到过十一个省,到处宣扬实验主义,根据讲学内容整理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一书,两年中就印了十版。罗素应邀于1920年9月来华讲学,也延续到1921年7月。这十个月,他在中国许多城市作了讲演,极力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正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努力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时,美英资产阶级学者长时间在华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此外,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是各种思潮在中国广泛流传的百家争鸣的复杂环境中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理,必然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作用绝不是轻而易举地实现的。那么,这种主导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呢?
一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面对良莠并存、众说纷纭的各种改造社会方案和救国主张,很难加以辨别而作出正确抉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口头禅,各种各样的人都以自己的观点和需要解释社会主义,甚至有的军阀、政客也谈起社会主义来了。那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只是朦胧地向往,一时还分不清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既要加强宣传和灌输,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比较鉴别,使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试验及其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曾在社会上风行一时。这些改造社会的美妙幻想,对于有着良好愿望又害怕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1919年7月2日,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建议成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劳动所得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有财产”,并可以作改造社会的“种种实验”。接着,一部分人就以通信的形式在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在城郊租个菜园,实行半工半读的具体设想。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讨论,他又提出了成立“工读互助团”的动议。两三天内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亦表示支持,并作为发起人带头捐款,后又联名向社会募捐。募捐千元现洋的计划,不到半个月就超额完成了。工读互助团制订了《简章》,召开了团员大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按劳动分工组成四个组,分住四处实行半工半读。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声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
工读互助团在北京成立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报刊对它的活动作了报导,有些知名人士也给予热情的称赞。在北京的带动和影响下,天津、武汉、南京、上海、扬州、长沙、广州等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工读互助组织,曾一度形成风气,热闹非凡,似乎照此做下去就可以创造出改造社会的奇迹。
但是,好景不长,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各种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经济危机,人多事少,入不敷出,募捐来的开办费,很快就用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其次是人心涣散,观点不一,在讨论共产问题时发生分歧,有五人退团,后来讨论脱离家庭时,又有人退出。不到三个月,第一组因难以维持而宣告解散,第二组随之告吹。第三、四组在苦撑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了。各地的工读互助组织不到一年,也纷纷发表了《解散宣言》。
新村运动的声势和范围,虽不及工读互助活动那么大,但经倡导者写文章或办讲演极力鼓吹,也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响应。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组织,并以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为样板,试办中国的新村。其结果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曾经从杭州专程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在总结这段教训之后提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通过实践,许多人深刻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陈独秀曾告诫青年:“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新青年》第8卷第3号)不少青年在走了一段弯路以后,由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退出工读互助团后不久,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二是通过思想论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斗争。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虽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仍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并极力维护和争夺在中国的思想阵地,这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够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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